中国如何应对美国回归制造业？

由此可见，本轮危机以来，美国制造业“触底反弹”还十分脆弱，前景并不明朗。美国是否正在经历趋势性的制造业回归尚难定论。但不管怎样，我们应密切关注这一态势的发展，认真评估美国制造业回暖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尽早准备应对预案。 　　从比较优势看，“美国制造”最突出的核心竞争力在于产品承载的科技含量与创新能力。美国制造业的相对复苏，必然首先冲击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起步不久的高端制造部门。如美国国会研究所的报告指出，美国制造业的研发投入强度远远高于德国、韩国、中国等国家，并且研发活动集中在高科技领域。其在制药、电子设备等高端行业的研发优势不仅远超我国等后发制造业大国，甚至也领先于其他发达的制造业强国。这就是说，美国制造业回归实际上并未改变美国以服务业为重心的经济结构和发展战略。因此，我国不应夸大美国制造业的短期复苏而打乱既定的产业发展战略，改变产业结构调整的长期方向。 　　值得注意的是，新世纪以来，同制造业规模萎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的研发强度不断上升，这为“美国制造”的复兴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基础。另一方面，无论是中美两国在劳动力实际成本(相对于生产率)差距上的减小，还是美国能源繁荣与中国日益加剧的资源环境压力的鲜明对比，都表明以往建立在廉价的人工、资源成本基础上的中国制造业优势正在消失。 　　中国较为低端的劳动、资源密集型的制造部门将深受其累。因此，聚焦中国的制造业部门，未来我国可以从研发创新和市场布局入手，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提升竞争力。在供给方，提高制造业的科技含量与附加值，建立有利于研发创新的制度环境，改进劳动力素质和专业化水平，协同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在新环境下重塑“中国制造”的比较优势。在需求方，应调整制造业的市场布局，将更多力量用于开拓国内和周边市场。这是因为，随着中国和其他亚洲新兴经济体的高速增长，对制成品特别是高端产品的需求将不断提高，由此持续扩大的市场规模将为“中国制造”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 　　此外，我国应吸取以往经验教训，在技术前沿与国际规则领域协同作战，防止被国际分工体系边缘化。这次危机之后，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在技术前沿与国际规则领域谋篇布局，重构国际分工体系，美国制造业回归只是这个大布局中的一个安排。近两年来，美国积极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协定、服务贸易协定等国际新规则，这一动向值得我们警惕。

不应夸大美国制造业的回归 　　美国制造业的“回归”是必然趋势。但实际上，到底能做到哪步，这说不定，我们不应夸大美国制造业的回归。以下有几个原因： 　　其一，在与新兴市场竞争方面，美国制造业并不具全面的优势。美国页岩气革命以及机器人的使用，的确使美国制造业成本下降，但由此认为美国制造业获得了全面优势还为时尚早。美国制造业的回暖更多地反映了其在国际分工中的角色转换。 　　其二，能源繁荣对美国制造业的需求拉动效应有限。目前，油气密集型产业只占美国GDP的1.2%，只占到美国制造业的百分之十几。即使到2020年，能源繁荣仅会使美国制造业增长每年提高0.1至0.3个百分点。因此，能源繁荣对美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有限的，且对经济增速无长期影响。尽管就出口而言，油气密集型产品的出口确实增加很快，但其规模尚小。 　　其三，无论从纵向还是横向比较看，美国制造业的复苏基础都极不牢固。从总体看来，至少从1970年开始，美国及其他主要发达国家的制造业规模即开始了趋势性的下降，而近三四年来的所谓企稳回升不但力度微弱，且在过往经验中也不乏先例。 　　其四，美国的真正优势在服务业，所谓制造业回归很大程度上有造势之嫌。美国在强调重振制造业和出口翻番的同时，依旧高度重视服务业的发展，特别是一贯积极推动服务贸易的开放。2012年美国主导的服务贸易协定谈判就很好地反映了其战略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