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是以注重品行、为人圆融通达而著称于世的。但是曾国藩在这一方面的成就并非一日之功,而是经历了整整一辈子辛苦磨炼的功夫。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l四月,曾国藩参加翰詹大考,题为《远佞赋》,以”请问下民常厥德”为韵;《君子慎独论》;《赋得“澡身浴德”》。曾国藩列二等。至此,他才最后通过了仕途上层层的八股制艺考试,六月初二,六迁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擢次如此之快,连曾国藩本人也深感意外。他于十七日写信给祖父说:孙“由从四品骤升二品,超越四级,迁擢不次,惶悚实深”。话虽然这般说,实际上他却按捺不住内心的激情,同一天,给叔父母写信说:“常恐祖宗积累之福,自我一人享尽。”第二天,又给在家的三个弟弟写信,不无自负地说,”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近来中进士十年得阁学者,惟壬辰季仙九师、乙未张小浦及予三人”。因此,他叮咛诸弟说:“祖母大人葬后,家中诸事顺遂,祖父之病已好,予之癣疾亦愈,且骤升至二品,则风水之好可知,万万不可改葬。若再改葬,则谓之不祥,且大大不孝矣。”
曾国藩自率湘军东征以来,战事上常常有胜有败,四处碰壁,究其原因,固然是由于没有得到清政府的充分信任而未授予地方实权所致,同时,曾国藩也感悟到自己在修养方面也有很多弱点,在为人处事方面固执己见,自命不凡,一味蛮干。后来,他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谈到由于改变了处事方法所带来的收获,”兄自问近年得力惟有一悔字诀。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戍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以前大不相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立者,发奋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
因此一年以后,当他再次出山时,他则变得善于应酬左右逢源,他自己也承认,“余此次再出,已满十个月。论寸心之沉毅愤发志在乎贼,尚不如前次之志;至于应酬周到,有信必复,公牍必于本日完毕,则远胜于前。”以前,曾国藩对官场的逢迎、谄媚及腐败十分厌恶,不愿为伍,为此所到之处,常与人发生矛盾,从而受到排挤,经常成为輿论讽喻的中心,“国藩从官有年,饱历京洛风尘,达官贵人,优容养望,与在下者软熟和同之气,盖已稔知之。而愤尝积不能平,乃亦而为慷慨激烈,轩爽肮脏之一途,思欲稍易三、四十年不白不黑、不痛不痒、牢不可破之习,而矫枉过正,或不免流于意气之偏,以屡蹈怨尤,丛讥取戾”。
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自省自悟以后,曾国藩在自我修养方面有了很大的改变。及至复出,为人处事不再锋芒毕露,日益变得圆融、通达。
正因为曾国藩一生兢兢业业,在自己的道德修养上一刻不敢放松,所以他的人品得到了世人的一致好评,如他的同僚薛福成曾有一大段评论曾国藩的人品、尤其是他待人处世的话:
曾国藩自通籍后服官侍从,……讲求先儒之书,剖析义理,宗旨极为纯正,其清修亮节,已震一时。平时制行甚严,而不事表暴于外;立身甚恕,而不务求备于人。故其道大而能容,通而不迂,无前人讲学之流弊。继乃不轻立说,专务躬行,进德尤猛。其在军在官,勤以率下,则无间昕宵;俭以奉身,则不殊寒素,久为众所共见。其素所自勖而勖人者,尤以畏难取巧为深戒,虽祸患在前,谤议在后,亦毅然赴之而不顾。与人共事,论功则推以让人,任劳则引为己责。盛德所感,始而鄙曲化之,继而同僚谅之,终则各省从而慕效之。所以转移风气者在此,所以宏济艰难亦在此!
而在曾国藩死后,对他的人品事功更是好评如潮。曾国藩和左宗棠都是清廷镇压太平天国的“功臣”,两人一生有很好的私交,当时又曾结有很深的恩怨,而在曾国藩死后,左宗棠在给儿子的信中对他是这样评价的:
对于曾国藩的不幸逝世,我的内心感到很悲痛。不但时局大可忧虑,而且在交游和情谊方面也难无动于衷。我已经致赠费用四百金,并撰挽联一副说:“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如金,攻错如石,相期无负平生。”这说的也是实话。我看到江苏巡抚何景代恳请皇上加恩,抚恤曾国藩的奏折之后,感到对于曾国藩的心事很中肯地作了叙述,阐发其中内容不遗余力,知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也能有父亲那种实际作风,可以说无愧其父了。君臣朋友之间,居心宜于正直,用情宜于厚道。从前我与曾国藩之间的争论,每次写好奏折送到朝廷后就立即抄录稿子咨送给曾国藩,可以说是除去世事的变化,一点也没有待人处事富于心机的意思。在这感情悲伤没有闲暇的时候,还有理由与他负气吗? “知人之明,谋国之忠”两句话也久见于我写给朝廷的奏章之中,并非我从前对他诋毁今天对他赞誉,孩儿你应当知道我的心思。曾国藩的灵柩经过湖南时,你应当前往吊丧,以敬重父亲的朋友,祭祀用的牲畜和甜酒以及丰盛的菜和饭自然不可少,进而如能作祭文表示哀悼,申述我不尽之意,尤是道理。……我与曾国藩所争的是国事与兵略方面的问题,而不是争权竟势所能比拟的,同时,那些心术不正的读书人对曾国藩妄加评论之词,何不一笑置之呢?
因为曾国藩曾为清政府立下汗马功劳,所以清政府对他更非同一般,在曾国藩死后第八天,即二月十二日,清廷的上谕便开始“盖棺论定”:“曾国藩学问纯粹,器识宏深,秉性忠诚,持躬清正。”四月二十八日的上谕又说:“曾国藩器识过人,尽瘁报国。……尤得以人事君之义,忠诚克效,功德在民。”在御赐的三篇祭文中,一篇赞扬他“赋性忠性,砥躬清正”;另一篇称颂他“学有本原,器成远大;忠诚体国,节劲凌霜;正直律躬,心清盟水”;还有一篇表彰他“学蔚儒宗,忠全令德。”概而言之,他被封建统治者视为“百僚是式”的”完人”。同治皇帝对于他的死“震悼良深”,“弥增悼惜”,派专人致祭,令入祀京师昭忠祠、贤良祠,并在湖南原籍及江苏、安徽、湖北、江西、直隶等省城和天津建立专祠,又令将其生平政绩事实宣付史馆,还令其长子曾纪泽承一等侯爵,次子附贡生,曾纪鸿、孙曾广均着赏给举人,一体会试,尚未成年的孙子曾广铨等也分别赏给另外郎和主事,俟及岁时分部学习行走。
曾国藩的事功文学,虽已成为过去,其功过是非,难免会智仁各见。但是,他注重道德修养,并时时以品德上的进步惕励自己,这么一种积极向上的风格和态度,无疑是值得后人借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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